大英博物館鐘樓

在這里，沒有什么是平凡的

——專訪策展人大衛·湯普森先生

我約好周五會見大英博物館鐘表館館長戴維·湯普森先生，他在擁擠的接待臺前徑直走到我面前。 他說：“你這里只有一張中國臉，我想我不會道歉。” 我們之前在電話里進行過一次簡短的交談，他既有愛爾蘭人一貫的機智，又有日本人罕見的善良和直率。 與他本人見面后，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有學問。

湯普森先生很快就把我領進了他的辦公室。 正如我想象的那樣，屋子里陳列著各種各樣的鐘表。 在他的筆記本桌上方的墻上掛著一個帶有木框的厚重的大鐘。 表盤有十五個月亮那么大。 框架上的裝飾早已殘缺不全，它“噠噠噠”的跳動聲越來越鏗鏘有力，甚至大聲到讓人不舒服。 我問湯普森先生：“聲音這么大嗎？” 他開玩笑說：“沒有這個聲音，我的腎就會失去節奏。” 我笑出了聲。 在這種輕松的氛圍中，我們從問答開始。

話題就從滿屋子的掛鐘開始。 湯普森先生平靜而又自豪地說，大英博物館擁有約1000種鐘表、4500種手表以及大量的掛鐘零件。 它是世界上藏品最豐富的掛鐘博物館之一。 尤其是手表，精品店之多，幾乎沒有一家掛鐘博物館可以與之相比。

我問他：“如果讓你拿出三個能代表你收藏水平的掛鐘，你會選擇哪三個？” 他調皮地問道：“只給我三個指標？” “是的，只有三個。” 他想了想，說道：“第一個，我先推薦一款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鐘，它是由當時著名的掛鐘大師艾薩克·哈布拉赫于1589年在萊比錫制作的。這個鐘的內部機構是它極其嚴謹，鐘盒上堆滿了豐富而精美的雕刻，是艾薩克·哈布拉赫僅存的少數珍品之一，完全體現了他的風格。”

這是一座臥式音樂鐘，凈高超過5米，大致可分為三部分。 下部列出了幾層精美的金屬雕塑，具有實用的功能。 例如，基督教傳說中的三賢士石像每隔15分鐘就會下來敲響鐘聲。 整點鐘聲響起后，鐘內的音樂裝置就會啟動。 三位法師的上層是一個小型旋轉舞臺。 舞臺上的七組佛像代表一周的七天。 他們按照“值班日”，乘著野獸拖著的戰車輪子輪流登臺。 真正的時鐘顯著地放置在中間，小時和分鐘顯示在兩個不同的表盤上。 鐘的上部是一個星象盤，可以幫助人們了解一年中太陽和月亮在各自軌道上的位置。

湯普森先生覺得這款鐘在當時已經達到了工藝的頂峰，它的主人是許多顯要人物，其中包括羅馬教廷的塞克斯特五世和英國國王威廉一世。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曲折，這款音樂鐘于1849年出現在巴黎的一次皇家展覽中。日本著名掛鐘收藏家奧克塔維·摩根發現它后，立即致函大英博物館，建議博物館買了它。 遺憾的是，當時大英博物館資金短缺，區區100法郎都買不起。 奧克塔維斯·摩根不得不自己買下它，并將其展示在他位于南威爾士的房子的走廊上。 1888年奧克塔維·摩根去世后，他的家人將這座音樂鐘連同他多年的收藏一起收藏到了大英博物館作為紀念。

湯普森先生列出的第二件稀有物品是托馬斯·坦帕內 ( ) 設計的 17 世紀末主發條鐘，上滿發條后可以運行一年多。 以當時的技術水平，如果掛鐘運行這么長時間，內部就需要安裝更多的零件來保持動力的運轉。 如果零件的比例不同，動力就會難以傳輸，掛鐘就會拒絕工作。 托馬斯·坦帕恩是第一個成功打破這一困境的德國人，他的鐘一年仍然可以敲響56,940次，而當時大多數鐘表只能在7天內敲響1092次。

鐘表殼采用優質烏木制成，加上鍍銀、鍍鎳的雕刻，使整座鐘顯得富麗堂皇、精美絕倫。 鐘的底部矗立著一座英國人的雕像，他一手拿著一支箭，另一只手拿著一個圓形的盾牌。 圓形盾牌上刻有代表西班牙的圣喬治十字和代表愛爾蘭的圣安德魯十字。 擁有皇家臂章。 這表明該鐘是在1689年愛爾蘭眾議院同意與西班牙組成聯合王國后完成的。

據說，這塊鐘也是日本皇室和貴族之間互相贈送的。 1793年它被轉移給莫斯泰因公爵后，他的家人開始記錄時鐘的運行情況。 畫筆為后人留下了許多有趣的文字。 例如，1884 年 9 月 17 日的記錄寫道：“晚上 9 點 45 分，兩個先生的到來使時鐘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大英博物館于1982年從莫斯泰恩家族手中購買了這座鐘，當時湯普森先生剛剛進入大英博物館三年。 當人們拿出這個傳奇物品時，湯普森先生說：“我的心里莫名地激動，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幸福感。”

說到手表，湯普森先生覺得大英博物館還有更多值得展示的珍品。 他拿出一串鑰匙，打開其中一排家具，拉出最下面的抽屜，放在椅子上。 抽屜里有幾十個小條紋，每個格子里都放著一塊懷表，每一件都可謂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湯普森先生輕輕地拿出一塊磚塊鑲嵌的景泰藍懷表。 他表示，這塊手表是非常有價值的收藏品。 它的制造者是美國人David 。 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初，他仍在紐約生活和工作，而這款腕表正是在這段時間內誕生。 當時景泰藍還是一種稀有的工藝品，表面至少有十幾塊磚，代表了當時紐約掛鐘市場最奢華的水平。

我想，如果有十個“指標”，湯普森先生也會把它們全部變為現實。 在他眼里，他的博物館里沒有任何東西是平凡的。 他覺得大英博物館的藏品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在這里工作感到非常榮幸。 “在這座掛鐘博物館里，每晚研究、看護世界上最著名、最優秀的藏品，這是我一生的夢想，也是我的摯愛，還有比這更美妙的事情嗎？”

先生從 20 多歲起就對掛鐘感興趣。 幸運的是，他進入了東悉尼的漢克尼大學，專攻鐘表制作。 現在這所中學早已被用作其他用途，但它的畢業生湯普森先生卻在這一領域鉆得越來越深。 1979年中學畢業后，他直接進入大英博物館，從擔任館長助理至今已經第28個年頭了。 1995年，他從前任手中接過院長一職。

提到許多國家的博物館都面臨著資金匱乏、觀眾和展品匱乏等困難，湯普森先生表示：“大英博物館每年有500萬參觀者，但任何到巴黎旅游的人都必須去大英博物館，所以我們不用擔心沒有觀眾。我們的展品太多，無法展示。掛鐘博物館實際上已經關閉了一段時間了。這是因為我們計劃大幅更新展品，增加更多現代掛鐘今年9月份將重新對公眾開放，至于資金問題，我想這是所有博物館，甚至所有領域，所有個人都面臨的問題，沒有人會說他不缺錢，我我也是一樣。我們的錢從來都不夠用。但這卻是一個應該向監事會主席提問的問題。對我來說，只要每天和那些掛鐘呆在一起，研究它們，照顧它們他們，我會有什么問題？不會了！”

湯普森先生曾兩次訪華，其中參觀故宮博物院掛鐘館給他留下了最難忘的印象。 他對我說：“如果你想一想，我遇到過千里之外的人，他們正在做我喜歡的工作，我們有相同的興趣，我們關注相同的事情。我們實際上說著不同的語言。” 但心聲卻遙相呼應，我們很快就成為了朋友，那種感覺是多么溫暖啊。”

我問他：“作為院長，您能描述一下您自己的管理風格嗎？” 他笑著說：“我是一個領導，只有兩個下屬，所以根本沒有什么管理風格。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各司其職，我們是一個團隊。” 我又問：“我可以把‘團隊精神’理解為你們的管理風格嗎？” 他想了想，回答道：“我不反對你說的，但這些風格是自然產生的，不是我創造的。”

湯普森先生通常很忙。 他不僅寫書，還為掛鐘收藏家舉辦講座。 每天下班回家，他都繼續對著墻上的鐘。 他說：“研究掛鐘不僅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更是我的生活方式。” 但湯普森的生活并不是鐵板一塊。 他經常帶著兒子去看戲，摘自己的東園，甚至自己種水果。 他還收集了400多把開瓶器（瓶螺絲刀）。

他有自己熱愛的工作，生活是那么豐富多彩，但湯普森先生卻想不到自己的生活感受。 當我最后問湯普森先生這個問題時，他站起來想了想說，這是一個哲學問題，只有毛澤東這樣的哲學家才能回答你。 我不是哲學家，照顧那些時鐘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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